探索文体史的“写法”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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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其中，文体史如何准确梳理“史”的线索，如何呈现文体历史“活态”，如何评价并确立相关文本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如何写得更“好看”等，都是写作者需要不断探索的。

(资料图)

原文 ：《探索文体史的“写法”》

作者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郗文倩

图片 |网络

近些年来，文体学是学术热点，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尚无较为全面的古代文体史（包括断代文体史）著作面世，这当然是很正常的。因为文体学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以往被忽略的大量文体重新纳入研究视野，对传统文体理论重新加以审视。而只有对文体个案和相关文体学问题进行较为充分的研究之后，才能更好地描述文体历史发展动态，文体史的撰写才会被纳入日程。目力所及，当年计划撰写《秦汉文体史》时，可资借鉴的大约还是一些“主流”文类的分体文学史，如赋史、乐府史、诗史等。此外，比较全面呈现古代文体面貌的就是褚斌杰先生所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了。此书自问世就获得好评，也曾是我“入行”的启蒙书之一。但该书写于近三十年前，将文体看作“文学体裁、体制”（《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前言》），更多还是从文体形式着眼，与我所理解的“文体”有些不同。加之其概述性质，也无法给我的写作提供直接经验。其他如中国（断代）文学史以及分体文学史等虽同为“史”，联系也紧密，但从根本而言，两者的研究对象、价值评判标准、关注的重心等都有很大差异，因此，相关写法也不能直接搬用。

中国古代文体是内涵丰富的历史“活体”

按照我的理解，中国古代文体并不是只供“阅读”的文字文本，而是内涵丰富的历史“活体”。每种文体都萌发于特定的历史土壤，活跃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具有特殊的功能用途，表达特定人群、个人的愿望和情感诉求，由此形成自身独特的修辞方式，并最终以文字方式“塑形”。一旦土壤不再，语境不再，相关文体也就渐渐失去活性，逐渐消失或者调整、演变，孕育出新的文体。中国古代文体功能性强，与政治制度、礼俗文化等紧密贴合，文体自身存在一个生态系统，同类文体又构成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也正因此，近现代以来，随着文化制度的变化，古代大多数文体都消失了。所以，古代文体史的叙述不能仅仅关注相关文本，而是要努力追溯甚至复原其所在的历史时空，明了每一类文体生发的历史语境，追溯其“家世”，方能梳理其“身世”，在此基础上，对古代文体史做出的梳理以及对相关文本的评价才有可能达到应有的历史高度，对古代相关文体论述也才能有更妥帖的理解。

因此，歌谣谚语要从“口耳相传”说起；祝祷咒诅要从绝地天通的巫祝文化、从语言的神秘性说起；汉赋要从“不说破”的语言游戏——隐语说起；史传要从古老的史官制度说起；丧葬文体要从古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说起，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道德伦理以及追求“不朽”的观念说起；官文书要从秦汉帝国“明君臣”“定仪则”的动机说起；序体文要从文化典籍、创作文本的记录整理说起；乐府诗要从兴乐府、罢乐府说起；五、七言诗要从音节、拍节节奏的摸索说起；七体、连珠要从语言形式的魅力“被发现”说起；等等。秦汉时期是古代文体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绝大多数文体都是在这个时期孕育成熟，其涉及的历史语境无疑是极为丰富的，所引起的讨论也是复杂的。

文体史的“写法”需要不断摸索

文体史是梳理和描述文体发展史，其本身也是一种文体，也要不断摸索“写法”。按照现代文类四分法，文学史、文体史著述乃至学术论文等其实都属于广义的“散文”。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散文”属于“文学”作品，强调作者的主观性和文体的随意性，学术类的文章著述显然都是包不进去的。近读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序言里作者谈及写法上的考虑，说到英语里essay这种文体的特点，引起我的一些思考。

essay和“散文”大约能对译，内涵却有些不同。英语里的essay把文学、文学批评乃至学术研究等几种被分开的概念融合为一体，这就使它成为一种颇有意味、具有更强包容性的文体。首先，它是一种文学体裁，因此必须“好看”，读起来令人愉悦，当然也应不断更新，不能一成不变；其次，如果是作为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essay不能止于描述，而是要强调思辨性，要能体现学者对某些复杂现象的观察和认识，不仅要揭示其中所涉问题的复杂性，且能明晰地梳理并呈现解决的过程；最后，当然还要显示出学者的知识结构和严谨态度，但和常规学术论文不太一样的是，essay不用或少用脚注，相关知识都是隐藏的，这当然也是出于“好看”的需要。因此，相比而言，作为学术写作的essay对学者的挑战更大，不仅按照常规爬梳材料和逻辑，还要能跳出、化用，这是需要更多智慧和写作技巧的。

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essay”还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文类概念，其“西学”的语境也与中国本土文化有些隔膜。比较而言，陈平原先生将学者著述看作一个专门的文类——“述学”文体，由此来进行讨论显然更具针对性。他在《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一书中选择了晚清以降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述进行分析，思考论文、著作、教科书、演讲等诸种“述学”文体的产生、特点和意义，这样的视角承接中国传统文章学而来，又带着现代学者的深长思考。比如，他特别关注教育体制与知识生产方式、现代叙述生产机制与现代学术表达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从历史语境入手，从文体的生成土壤说起，因此显得非常深入，能带来很多启发和思考。再如，他分析鲁迅的文体意识，认为其非常注重“量体裁衣”，“学问需冷隽，杂文要激烈，撰史讲体贴，演讲多发挥——所有这些，决定了鲁迅的撰述虽有‘大体’，却无‘定体’，往往随局势、论题、媒介以及读者而略有变迁”。不仅鲁迅如此，古今中外很多文人学者都有“随机（体）应变”的能力，“有学之文”，本就应当是“有文之学”，当然，这对作者的学识、修养、洞见、才情乃至智慧，也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因此，今天的学术成果处处强调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这当然没错，但似乎也越来越不追求“好看”了。人们有时感慨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渐渐成了“小圈子”里的“游戏”，感叹学术写作规范的僵硬约束，对当今学术成果“写法”的反思和训练却似乎是不够的。

新的“写法”在酝酿中

我观察古代文体发展史，注意到文体发展的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体从产生到最终确立都是一个由散趋整的过程。在被最终塑形的过程中，受到文体功能的限制，它逐渐形成一些惯例性的规则，这其中包含体制、语言、风格等诸多规定因素，也包括文体与其适用场合、语境的配套。这些规则对使用者有强制性的约束作用，而书写者也有意识地去维护这种规则或者惯例的权威，于是该文体就能在一定阶段保持其稳定性。然而，在文体规范逐渐定型并形成江山般稳固地位的同时，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也开始生成壮大，文体规范曾悉心引导并培养着书写者的写作技巧和能力，使其终至得心应手，娴熟驾驭，然而一旦时机成熟，某些书写者会在有意无意的情况下，凭借其才华以及对诸种文体娴熟的把握，冲破原有文体的既成规范，从而形成新的文体样式。文学史、学术论文等现代“述学”文体写作都是近代以来才渐渐发展成熟的，也越来越规范，但从目前看，似乎也有渐渐走向僵化的趋势，这是不是意味着，新的“写法”也在酝酿中呢？因为从根本而言，任何文体发展都是由一到多、从无到有，是逐渐建立规范，又不断打破规范的过程。

文体史如何准确梳理“史”的线索，如何呈现文体历史“活态”，如何评价并确立相关文本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如何写得更“好看”等，都是写作者需要不断探索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文体史”（15BZW089）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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